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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廉政建设的探索

编辑: admin 作者:钱令波 时间:2010年11月05日 访问次数:19252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特别是执政61年来,始终高度重视廉政建设。建国后,毛泽东强调重视党的作风建设,提出通过整风克服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廉政建设重视制度建设,强调建立科学完善的权力运行机制,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到更突出的位置。以下摘录中国共产党建党89年来关于反腐倡廉的部分资料,以供大家学习与交流。
摘录人:钱令波

1、三次局部执政、两大廉政经验
从1921年到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有过多次在根据地进行局部执政的经历,其中有三次局部执政实践,时间较长,当然这里说的执政是因为其理论和政策蕴涵着新政权的雏形,在井冈山叫根据地,在延安即陕甘宁边区,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是解放区,这三次局部执政是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廉政建设理论和实践必须要注意的。
第一次局部执政实践发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11月7日至20日,我们党在瑞金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是我们党建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第二次局部执政实践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中日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形势,我们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抗日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选举产生了边区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级人民政府和参议会。第三次局部执政实践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在更大范围内探索执政经验,为建立新中国的中央政权作准备。
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28年,包括三次局部执政实践,体现在廉政建设方面的成就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在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关于党风建设的理论。毛泽东认为,党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重要的问题”。①党风关系到党的性质,关系到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关系人心向背。历史经验说明,人民群众对党的拥护和支持,取决于对党的认识和判断,而党的作风则是人民群众认识党的最直观、最形象的标志,是人民群众决定是否跟党走的最具显著特征的依据。1945年4月在延安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把党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②
二是在三次局部执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严厉的廉政措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规定,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抗日战争时期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规定,贪污数目在10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正是上述的优良作风和廉政措施,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政府才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清廉风气,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行为形成了强烈对比。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3、1094页。
----------张荣臣 《人民论坛》(2009年第24期)

2、发扬人民民主,跳出先兴后衰的历史周期率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思想。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党执政后面临的革命任务更艰巨、更复杂;某些党员干部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下思想作风可能发生变化,“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因此,要把党的革命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就有必要继续保持和发扬我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为防止党内对个人的歌功颂德,中央专门做出6条规定:不给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鼓掌;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
建国之初,为了打击资产阶级对干部腐蚀、拉拢的猖狂进攻,使党的优良作风得到继续发扬,党中央开展了“三反”、“新三反”运动。1952年夏,“三反”运动胜利结束。经过半年多的斗争,基本上解决了从中央到省、市、专区和各级机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贪污和浪费问题。1953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充分重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迅速开展“新三反”斗争。“新三反”斗争是“三反”运动的深入和发展,它进一步解决了“三反”运动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三反”、“新三反 ”运动是我党执政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这场运动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共产党人的纯洁性,发扬无产阶级政党优良的作风,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毛泽东领导下,三反运动取得伟大的胜利,这对于整肃党纪,保持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腐败分子,党和毛泽东采取从严治理的方针,无论涉及到谁,绝不姑息迁就,而是严惩不贷。据统计,在“三反”斗争中被开除党籍者有23.8万余人,被劝告退党者达10万人。这对于在执政条件下保持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实践中,党中央和毛泽东也率先垂范,廉洁自律,以实际行动倡导执政党党风建设和新中国的清廉政风。1950年5月,沈阳市政府要在该地为毛泽东铸铜像,毛泽东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当年9月20日,毛泽东致信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等人:“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正在进行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刻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10月27日,他又否决了为其在天安门建铜像的意见,批示“不要这样做”。1954年,他专门写信给湘潭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要求基层组织对自己的亲属放手管理。对自己的子女,毛泽东更是严格要求,并将爱子毛岸英送到朝鲜战场。
---------王关兴《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2001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3、查处违法乱纪、腐化堕落分子
1977年11月,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过问下,严重违犯财经纪律的旅大市委原主要负责人刘德才、宣世明等受到了党纪的制裁。自1974年以来,刘德才、宣世明等人不顾中央三令五申,大搞楼堂馆所,大搞计划外工程,大量侵占国家的资金和物资,严重违犯财经纪律。为此,中共辽宁省委和沈阳部队党委决定:撤销沈阳部队副司令员、旅大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刘德才党内外一切职务,降职降薪;撤销旅大市委书记宣世明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藉,依法逮捕惩办;其他与此案有关的人员,也受到撤职或查办的处理。
1978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通报河南省严肃处理驻马店地委和一些县原负责人违法乱纪,侵占、挪用救灾专款、物资和国家税收、上缴利润等严重事件。省委决定撤销原地委第一书记苏华等六人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开除党藉,并交司法机关依法惩办。
1982年3月河南省安阳地区查获了一起倒卖汽车的重大案件。主犯陈希海、曹振山从1974年以来利用行贿和欺骗手段先后倒卖汽车758辆,摩托车72辆,拖拉机29台,牟取暴利130多万元。支持他们犯罪活动并犯有贪污受贿罪行的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副行长耿振华等5人也被依法逮捕,受到了法律的惩处。
4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逮捕了走私套汇投机倒把的广州市电信局原党委书记、局长王维经。王是1946年参加革命、1950年入党的老干部、老党员。自1978年以来,用各种手段向港商、港澳同胞在广东省的亲友套汇港币8000多元;利用职权,用人民币偷换外汇兑换券4000元;并通过各种渠道倒卖物资,牟取暴利。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
5月,中共云南省委作出决定,将腐化变质的云南省参事室原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程占彪开除出党。程占彪是1933年入党的老干部,曾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却利欲熏心、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纵容女儿和香港资本家张某姘居,还先后接受了香港资本家送的财物。
7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给予原化工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原北京市燕山石油化学工业总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杨义邦留党察看二年和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杨义邦在对外经济工作中,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擅自同香港某皮包商签订了价值6亿美元的巨额贷款备忘录,致使国家蒙受了高达48万多美元的重大经济损失和信誉损害。同时杨还向港商变相索贿受贿,损害了祖国的尊严。所有这些,都是党纪、政纪所不容的。除给予党纪处分外,国务院也作出了撤销杨义邦化工部副部长职务的决定。
9月,经过近一年的调查,福建省公安机关破获了一起内外勾结使国家遭受数百万元损失的福建省南安县中百公司贩私、贪污、行贿案。主犯蔡候投、陈祖彬等4人被依法逮捕。与此案有牵连,接受罪犯贿赂的晋江行署专员范秉炫、副专员段英力、省百货公司经理徐瑛、南安县副县长黄文登等有关人员,也受到了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的党纪、政纪处分。
---------费洪智等编《廉政大观》(1991年)长征出版社版

4、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理论基础
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步到全党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这一阶段,是我党在邓小平廉政思想指导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时期。在继承和总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加强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基础上,邓小平依据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面临的改革课题,以努力提高党的反腐拒变为主旨,形成了邓小平廉政建设的理论,其主要的思想观点是:
第一,基本方针是“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这是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的核心。并提出了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第二,基本准则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第三,基本原则是廉政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基本要求是要从领导干部抓起;第四,基本做法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邓小平认为,要把我们党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得到根本解决”;第五,基本途径是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第六,基本策略是“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同时他还十分强调“要接受监督,加强党内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这一系列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思想,为我们党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廉政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励慧芳《宁波日报》(2009年10与12日)

5、监督制约党员领导干部、规范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法规制度不断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监督工作。党的各级组织根据中央精神并结合自身实际,不断探索和创新,形成了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巡视、谈话和诫勉等一系列党内监督的好制度。在总结多年来党内监督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2003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这是我们党成立以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规范党内监督工作的基本法规,对于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使党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还相继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试行)》、《关于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巡视工作的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规制度。
为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明确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应负的责任,保证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决策和部署的贯彻落实,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199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应负的责任以及责任追究等问题作了规定。
为切实保障纪委履行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职责,充分发挥有关部门在反腐败工作中的职能作用,形成反腐败合力,2005年7月,中央纪委颁布实施了《关于纪委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规定(试行)》,对纪委协助党委组织协调的主要任务、程序、保障等作了具体规定,为各级纪委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提供了制度依据和保障。
据统计,党的十六大以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共制定了1000余件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经过30年来的努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初步实现了反腐倡廉工作有法可依,为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
---------姜洁《人民日报》(2008年11与04日)